1.通过具体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解决结果归属 许多结果犯并不需要采用客观归责理论提出的具体规则，只要判断具体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即可解决结果归属问题。
(17)这种解释和推理的必然性作为法教义学的本质特征，固然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和挑战(例如德国的自由法学和利益法学，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和批判法学以及中国的社科法学，(18)等等)，但所有这些异议都集中在法律家的判断究竟能否保持真正中立性、客观性的问题上，绝非把法律解释和演绎推理也归结于主观任意性而加以否定。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知识体系的理性化，意味着通过社会科学对法律规范进行祛魅。
(16)[日]滋賀秀三：《清代中国の法と裁判》，东京创文社1984年版，第23页以下。演绎推理的最基本特征是侧重形式要件、弘扬形式正义。例如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认为，法律只有在作为媒介发挥功能时，才能体现法律体系的合理性，如果法律渗透到不适合它的社会沟通行为领域，那么就有可能妨碍沟通和相互理解。(22)参见注(19)，第69-93页。不得不承认，中国式正的界说贯穿了情境思维和情境伦理，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既有规则，也有状况，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都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且服从大局观。
法理及通行的学术观点。但是，作为柔性法律实证主义者的哈特并不固执社会事实本身，而更强调法的规约性，特别是承认规则的规约性。{5}显然，这就减少了法学研究的分析变量，让复杂的术语体系得到了简化，这一点值得充分肯定，其价值对用英文表达的人们和用中文表达的人们来说基本相同。
需要说明，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同与权力相对应的义务，因为主体的不同而形式上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实质上即社会经济内容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政府等公共机构及其官员享有的法律权力、公共职能、公共权威、权限，以及担任公职者享有的特权、特惠和豁免等法现象。虽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制度已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里的义务，主要指与法权相对称和对应的义务，不包括道德义务等法外义务。
法学家应从法律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现实中寻找法学概念起源、运动和变迁的动力，还应以概念或范畴体系是否能够准确、能动地反映各种法律生活事实及其内外联系为标准来评价它们的优劣。到2010年之后，新语义分析法理学近乎形成了中国主流的法律学说。
因此，我们还得加进一个法(或法律)的概念，作为实践法理学的范畴体系中的第7个基本范畴。2014年以来，笔者再次投入较多时间研究英美语义分析法学对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影响，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下初步构建了一种可统一解释私法、公法和根本法现象[3]的一般理论[4]。回顾国外法学对中国的影响，以1949年为界线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欧美法学在中国的法学的新东西，仍然不过是从西方承继的以权利义务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制定和实施法律之目的，不仅在于合理分配法权并规范其运用行为，亦应促进法权最大限度的保存和增殖。
对特定少数人的权力，对不特定多数人的权力。而这个解说的方式和过程，又反过来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和执政党政策的认同，如此等等。做法学研究不能光为现有的法理学评功论好，而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本文不得不用更多的篇幅来谈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理学的缺憾和弥补这些缺憾的努力。以美国宪法文本为例，其中尽管也能找到duty、 obligation、 liability等词语，但都不是在政府responsibility意义上使用的，而是指的关税和债务。
他们的学说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立即看到其联系的，但实质上，这些学说确在后来为这些人所取法，他们主张：指定或控制死亡后财产处分的权利是财产所有权本身的一种必然或自然的结果。二是依托、服务于执政党关于现阶段国家根本任务的定位和各种政策性主张，努力从一般原理上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法律秩序建设。
法律关系是权利和义务的一种连接，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关系的内容。法律一般通过确定权利和义务的方式实现其治理目的。
同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相比，新的语义分析法理学有两大特点：一是在解释法现象过程中努力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特别是其中关于国家、法律、权利、义务的学说。所以，本文讨论中国法现象解释体系的成就和有待解决的问题，主要着眼于其第三层次即解释法现象并试图用法的一般原理引导法律生活的学说。法权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法学界一直致力于完善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的法理学话语体系，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将义务定义为与法权正相向对称，绝对值相等但利益和财产属性相反的法现象，如此等等。四、中国实践法理学话语体系的基本框架 学术原本也应该是市场的一部分，最怕遭遇垄断。4.法权，即权利和权力的统一体，其现实表现是权利和权力的各种具体存在形式。
与政治上不同，在正常的立宪国家或法治社会，法律上的权利与权力地位应平等，范围应既定，两者间应相互制约和达至某种平衡，尽管权利或权力的范围、体量，在两者互动和竞争的过程中会以宪法的规定为中线上下波动。所以，离开其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内容，对法学概念做语义分析，其结果很可能是根本弄不清其具体涵义。
当然，笔者这样说绝不是要否认他的方法的重要学术价值。对人程序、对物程序，以及对人裁判和对物裁判等等[9]。
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范畴的法现象解说体系是随着代议民主观念和西方司法制度的东渐，从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之际开始直接或间接输入中国的，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教学体系。{8}序言1 限于本文篇幅，笔者对欧美语义分析法理学不再继续引证。
豁免(immunity)—责任(liability)。三、中国实践法理学话语体系的展开方式 既然语义分析法理学不太切合中国的基本情况，不是很好的法现象解释体系，那么，我们能不能努力创造更好的替代品？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法权中心说就是作者长期寻求后得到的具体答案。这种语义分析法理学，主要适用于20世纪中叶之前的欧美社会，到了以国家干预为最突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兴起时代，情况就不同了。权力是政府等公共机构代表的公共利益的法律表现，以税收等形成的公共财产为物质承担者。
如果罗马公法也能像其私法一样留存和影响后世的话，近现代的欧美法学可能会把权利与权力(或曰私权利与公权力)并重。例如，权利、权力都是利益，这点他们是有认识的，但他们对权利、权力到底分别直接体现社会中的哪部分利益，特别是这些利益的具体物质属性，就一无所知甚至从来没有表现出试图探讨的意向。
法学思想不满足于只看到某种人的行为或不行为组成义务或权利的内容，必须还存在着某个‘具有义务或权利的人物。(四)视义务概念为体现利益损失、财产消耗的法学范畴 实践法理学不是着眼于语义而是着眼于社会经济内容来把握义务。
当然，美国宪法同样有不少未包含权利、权力等字眼但体现个人利益或公共利益保障的具体规定。权是以相关联的法现象或法律规定的事物为对象，从中提取共同的利益属性和财产属性形成的法学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
5.剩余权，即全部权中除法权之外的部分，也可以说是权减去权利和权力之后的剩余额。{19}167-190 所以，当代中国语义分析法理学之局限性，必须结合欧美法学的发展去寻找才能看清，就像它的优势也只能基于欧美法学才能得到合理解说一样。文献资料表明，在进入19世纪末之前，中国并无以权利义务概念为核心范畴的法学。其中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末纳入外国法律文库[12]的相应书目。
基于这种理解，作者主张将ius与imperium结合，组成一个英文新词iusimperium，作为权利权力统一体的英文名称，但一些相关专家认为这太繁琐，不够大众化，也不像英语词。将权利定义为由个人享有、体现个人利益、以私有财产为物质承担者的那部分法权。
(四)中外语义分析法理学都相对漠视权力，从未下功夫像研究权利一样研究权力。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产生、以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关系。
在古罗马时代，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23}5从有关著作看，其发展水平也是相当高的，或许与私法差不多[15]。考虑到法律义务即法学通常所说的义务，而道德义务也就是法外义务这个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说，义务分为法上义务和法外义务两种。